今年是复旦大学陈望道老校长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100周年，清明将至，复旦青年将旧文重发，以此纪念望老作为一名学者的修养和品格，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矢志不渝的忠诚信仰。

1848年2月21日，卡尔·马克思和费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共产党宣言》首次发表，这是国际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此后，马克思主义的明灯从欧洲出发，伴随着这部极具鼓舞力量的政论文传遍世界，照亮了全世界劳动人民追求解放和自由的方向。

 1915年，陈望道留学日本。在日本，他结识了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努力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渐渐将其确定为自己的终身信仰。

 1920年春天，陈望道在老家浙江义乌分水塘村的柴屋里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工作。同年8月，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种子被这个译本裹挟着，从上海出发，在中国一步步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陈望道先生的一生，是坚定信仰的学者、爱国主义者的一生。他以卓越智识、家国抱负、士子担当诠释了信仰和知识的力量。先生一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中国化、语文学科发展、中国近现代教育事业等方面都有赫赫功劳，一以贯之的望道精神为复旦精神注入了重要内涵，也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长期目标提供了典范。今天我们复旦学子在回忆陈望道先生、感悟信仰的力量的同时，怎么看待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这一作为？应该从望道先生的精神中汲取什么样的养分？以望道先生为楷模，我们如何看待信仰与学术、个人追求与民族时代命运的关系？

信仰的味道是甜的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始末

      1920年3月，陈望道接到《民国日报》邵力子的来信，表示《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希望他能翻译《共产党宣言》并连载于该刊。本来戴季陶可以自己翻译，但是他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他认为完成这本小册子的翻译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了解，二是至少要精通德、英、日三门外语中的一门，三要有较高的语言文学修养。陈望道曾在日本留学四年半，留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结交日本社会主义者、博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第二，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保证了他的日语不错，而且留日之前他原打算赴欧美留学，在上海和浙江精修了两年英语，英语水平也很高；第三，他术业专攻在语言学方面，语言文学素养出色。所以这三个条件陈望道都充分满足。

      另外，邵力子之所以推荐陈望道来担当这份翻译工作，可能与之前他所经历的“一师风潮”和文章发表情况有关。1919年夏，陈望道因五四运动爆发由日本回到国内，应邀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那正是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学校也是思想文化斗争的一大阵营。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位国文教员对于学校里语文课的改革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以提倡白话；陈望道还鼓励支持学校创办的刊物，包括一经出版就以思想清新、言论犀利而受到全国知识界重视的《浙江新潮》周刊。但在他的指导下，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发表的反封建文章《非孝》被军阀当局斥责为大逆不道，因此刊物停办，学生遭开除。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和这篇《非孝》引起了当局注意，浙江省教育厅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军警进驻学校后与学生发生冲突，震惊全国。最后，在社会各界声援下，省长被迫下令撤围、收回解散一师的命令，全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一师风潮”以学生的胜利告终。再加上陈望道从1919年3月至1920年1月间，在报刊上发表的“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改造社会的两种方法”等文，以及翻译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唯物史观的解释”中，都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先进思想、国文素养和翻译功底。所以，邵力子推荐了陈望道，由他翻译《共产党宣言》看起来是历史的选择。戴季陶也欣然同意了。

      而风波过后，陈望道“认识到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于是他接受了翻译的任务，带着戴季陶提供的自购日文版、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回到家乡——浙江义乌分水塘村，开始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分水塘是大山当中的一小块盆地，小村位置偏僻，虽是初春，却尚未到春风驱散寒意之时。陈望道选择了离自家不远的一处柴屋为翻译之所，为的是避开各种干扰，一心一意斟酌译文。柴屋是用来放柴的地方，年久失修，仅一面靠墙，实际上三面透风；屋里除了一块铺板、两条板凳，什么都没有。陈望道带上了几样简单的文具、生活用具、一盏煤油灯就来到这里翻译，又是冷、又是熬夜，很快消瘦许多。陈母很是心疼，特地包了粽子、合着家乡特产的红糖送进去，想给他补补身体。过了一会儿在外面问：是不是还要再添点红糖？只听得陈望道在里面回答：“够甜，够甜了。”结果陈母进去收拾碗碟时看到陈望道满嘴都黑乎乎的——原来他全神贯注于翻译文本，错将墨汁当成红糖蘸粽子吃下去了。就是在这样不畏艰苦、全然忘我的状态下，陈望道终于在1920年4月底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然后他携译稿再赴上海，得到李汉俊、陈独秀的帮助，校订工作再持续了一段时间。

       后来有上海读者致信《星期评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情况，该刊的另一创办人沈玄庐回答“一书花了比平时多五倍的时间”。原本计划是当年5月把《共产党宣言》印出来，但苦于经费不够，直到8月共产国际来上海商议建党事宜时予以资助，才在“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第一版封面用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一般称红头本。此书首版仅印1000册，全部送人。目前初版国内仅存11本，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一大”会址纪念馆、鲁迅纪念馆里都有珍藏。由于仓促，首版《共产党宣言》标题错印成《共党产宣言》，所以9月份再版1000册，封面书名得到修正，同时封面的马克思坐像底色改为蓝色，故称蓝头本。

▲ 1920年9月版，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

       陈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后反响很大。鲁迅得到陈望道的赠书后，当天细读一遍，赞赏有加云：“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它的出版为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成为日后党重要的宣传工具。同时，它通篇采用现代白话文翻译，促进了当时的白话文运动，出版后广受欢迎，十几年内一再出版，成为了国民党统治下流行最广的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一特别之处是陈译本当时并没有保留版权，民间都可以翻印，为的就是尽传播马克思主义之用。事实上，自首版发行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民间“盗版”不计其数，是名副其实的国内影响最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据相关统计数据，在“又新印刷所”之后，仅“平民书社”在1926年1月至5月间就重印了10次，5月时已是第17版了。复旦大学幸藏有两本第17版的原件。

     从1920年初版到1938年最后一版，在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前18年间，陈望道的译本起了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陈望道在其中担任劳工部长。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陈独秀到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各地，筹建地方共产主义小组，同时也将陈本《共产党宣言》带到各地。各地小组就先以研究陈望道的译本为基础，了解、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宣言》在革命军内散发，几乎人手一册。

      1920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到上海拜访陈独秀，在陈独秀住处看到了他正在校对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共产党宣言》。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里，毛泽东对外国记者斯诺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出版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

 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说，他阅读过这本书很多遍，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在1949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可以说，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影响了当时整整一代人。

从翻译《共产党宣言》看陈望道先生之精神

01《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全文使用白话，亲近大众

陈望道先生翻译《共产党宣言》，为的就是将这本经典著作完整地引进到中国来，让中国人民大众能够原原本本地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当时中国的国情是人民大众不懂文言文，容易接受白话文，先生做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工部长，也清楚人民群众的实际情况。因此，他在翻译中全部用白话文以亲近人民群众。

恩格斯曾经说过：“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异常困难的。”而望道先生的翻译字斟句酌，包含了他既真诚希望将马恩的原意和思想传达精确、又希望对民众而言通俗易懂的苦心。“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为了这缘故，各国共产党员便在伦敦生开了个会，草了下列的宣言。”通篇白话，能看出当时口语的表达习惯，也和原文一样行文流畅、很有政论文的气势和鼓舞性。

望道先生的译本确实经得起推敲。因为他在少年时期的语文启蒙是读四书五经，文言功底扎实；后来又是白话文的倡行者，正是这种文白兼修的语言文字修养使得他能够很好地运用汉语言。陈译本至今已成为《共产党宣言》研究者们的必要参考，而且也有人在版本比较后得出结论，发现陈先生的若干译文可能更接近原意，因为他是文法修辞专家，对语文有独到的体会和见解，译文中的用词造句自然是力求精确的。

02 勇于担当，敢于创新

在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望道先生就一直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他立足于教育，勤于学问，归国之初受聘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积极推动语文课改革，提倡白话文、传授注音字母、出版国语丛书等；1952年9月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后，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语文学科贡献了毕生的力量。这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一种担当，是一种创新。做这件工作不仅靠勇气和热情，还要靠智慧和能力。而望道先生的一生，都勇于担当、敢于创新。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他也提倡这样的精神，号召教师积极从事创造性的科学研究：“我们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他历来提倡运用“古今中外法”做学问，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我们要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把古今中外的东西都“化”作我们自己的学问，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说的就是传统性和现代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的融通。

03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坚守信仰

望道先生少年时代就有家国情怀，以强国富民、振兴中华为愿。当时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使得他从相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主张社会革命。这时他找到了社会革命的思想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曾经一个外宾问他，你为什么会翻译《共产党宣言》？他这样回答：“五四运动的时候，大家关心我们国家的命运，许多人都在寻求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涌进来，有无政府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当然还有影响比较大的马克思主义。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所以我把它翻译过来供大家研究。”

而后，望道先生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于心，用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和人生规划。他的理想、信仰和学术追求都早已紧密融合。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取得胜利，而且他本人将马克思主义用于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同样取得了成功。望道先生的信仰支持了他的社会担当、个人学术研究和道德修养的养成，一统于他的人生追求之中。今天我们怀念陈望道先生，学习他的精神，不忘初心，坚守信仰；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勤于学问，善于思考。

（正文第一部分参考陈振新教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信仰的味道”专题座谈会讲话内容；第二部分参考陈光磊教授在任重书院“追望大道，坚守信仰”师生座谈会讲话内容及复旦青年采访整理而成。全文亦多有参考《千秋巨笔一代宗师：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2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相关内容。